近年来，“融资贵”也成为棉纺织行业*头痛的问题。在中纺联统计中心对行业500多家企业的调研中，有近4成企业融资利率比银行基准率高10个百分点以上，如山东等地的纺织业贷款利率普遍浮30%以上，而且相当多的企业都被迫接受了承兑汇票业务。

　　以东信公司贷1000万元为例算一笔账。首先，银行1~3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65%，再上浮50%，收取利息为99.75万元。其次，银行要求将贷款做成6个月的全额承兑汇票，这意味着企业拿汇票给供应商，供应商只有在6个月后才能拿到钱。如果供应商不愿意等6个月，企业需要交贴现利息14%，增加利息70万元。*后，企业还需要到银行指定的担保公司进行担保，缴纳*低3%的担保费用。这样一来，一笔1000万元的贷款实际利率高达27%.此外，银行有时还会以保证存贷比为由，要求企业存一定的保证金。

　　原应服务实体经济的银行业，己经成为阻碍实体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要贷款，就要接受承兑贴现等条件，年底一算账，银行利率高达30%，对棉纺织企业冲击太大。目前，银行担保条件高，融资费用高，棉纺织企业本就微薄利润都还了银行利息，可以说，企业完全是在给银行“打工”。

　　纺织业是我国重要的民生产业，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东信公司目前提供8000个就业岗位，多的时侯可达12000个。但高额的融资成本，使得棉纺织企业本就微薄的利润变得更少，这无疑是不利于企业发展的。如果国家能协调各金融机构，加大对纺织产业的扶持力度，降低担保条件，减少全额保证金，那么对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增强企业发展活力会有明显效果。

　　用工制约企业忧心忡忡

　　80、90后等新一代农民工正对我国制造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冲击*大。据中纺联抽样调查显示，去年纺织行业员工工资平均涨幅在15%以上，但依然有八成以上的企业依然存在着用工短缺。纺织企业普遍反映，新一代农民工多是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及成长环境与过去大不相同。由于纺织车间多是噪音大、气味重，工作坏境差，劳动强度大，而薪水又不算高，他们宁可做服务业，也不愿意到纺织厂打工。这就造成了纺织企业招工难、留人难。

　　对棉纺织行业来说，招工难、用工难问题尤为突出。目前，东信公司职工的平均年龄已接近45岁，一个近8000名职工的企业，35岁以下的年轻职工都找不出几个，特别是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这样的岗位，大有“后继无人”的趋势。

　　为留住员工，一些棉纺织企业开始大幅提高员工福利。有企业老板抱怨说：“现在的年轻人，不看自己能干多少，只看能挣多少，公司真是哄着员工来上班。”免费培训、五险一金是基本待遇，提高福利，减少员工流失。预计今年员工薪酬还要上涨，工人工资照这样涨下去，作为微利经营的棉纺织企业真的吃不消。

　　高棉价企业竞争力削弱

　　业内有一句俗话，“成也棉花，败也棉花”。棉价的波动与国内外棉价差是牵动棉纺织企业一根*敏感的神经。表面看，国内的高棉价是造成企业成本高、订单减少的主要原因，而追根溯源，给行业造成长期困扰的却是棉花进口配额制度、征收高额滑准税、进销项税“高征低扣”等政策，导致企业无法公平参与国际竞争。

　　事实上，目前棉纺织企业面临的问题不是国内的高棉价，而是与国外几千元的棉价差。可以说，一直以来我国棉纺织企业都是在与几千元的内外棉价差作斗争。如今，我国纯棉40支以下的纱已经没有市场竞争力了，东信公司40支以下的纱线订单都被印巴和东南国家的企业抢走了。

　　国内外不同的棉花价格机制是当前国内外棉价差形成的主要原因。国际棉价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波动，而国内棉价是以收储价和进口配额量为支撑。去年以来，棉花收储价为20400元/吨。由于收储价远高于国际市场，导致国内外棉花差价居高不下。目前，每吨差价仍在4000元左右徘徊。

　　面对居高不下的棉价差，中国企业并不能自主利用海外原材料市场来“削峰填谷”。按照世贸协定，我国每年配额进口89.3万吨棉花，实施1%的优惠关税，但配额以外的进口棉花，征收5%~40%的滑准税。滑准税的征收，相当于为进口棉价设置了底限，其目的在于减少进口棉对国内棉花市场的冲击，确保棉农利益。但是由于进口配额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分不到配额或配额过低的企业即便进口棉花，也高关税而得不到实惠。也就是说，我国的棉纺织企业正在以高于对手1/3的原料成本参与国际竞争，而高出的成本是难以靠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消化的。

　　取消配额制、滑准税成了棉纺织行业的一致呼声。取消高额滑准税，让中国企业可以自由地利用海外采购平抑原料价格，同时也可防止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在制定棉花出口政策时借机提价，为本国纺织品出口争取优势。此外，呼声较高的棉花直补政策也终于在今年新棉花年度开始试点，对于棉纺织企业来说无疑是利好消息，但是棉花是否能实现市场化、高棉价的困局是否就此打破，还需时间的考证。但是可以确信的是，保护农业不应以牺牲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代价，如果棉纺织行业不景气，那么全国的棉农和300多万棉纺织工人就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中。

　　税费繁多企业透不过气

　　目前我国棉纺织企业需缴纳的17%的增值税、25%的所得税，以及土地使用税、城建税、房产税、印花税、地方教育费附加、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残疾人基金、环保费、工会经费等各种费用项目。除了这些与其他工业企业相同的税费项目外，棉纺织企业还承担着棉花增值税“高征低扣”的不合理税赋。以同属于农产品（000061，股吧）的大豆举例来说，大豆加工成豆油，棉花加工成纺织品，大豆和豆油同归属为农产品，它的进项税与销项税都是13%，而棉花加工后的纺织品则归属为工业品，销项税率为17%，这样一来，棉纺织企业就多承担了4个百分点的不合理税赋。

　　过去，棉纺织企业的能源、劳动力成本较低，企业还能承受这种“高征低扣”的税收政策，但现在棉纺织行业的平均利润只有4%，这种“高征低扣”的政策已经压的企业透不过气。国家应尽快改变这种政策，实现平征平扣，减轻企业税赋，还棉纺织企业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如果棉花的进项税和销项税能保持一致，都是13%，那么全行业将新增利润40多亿元，这无疑是为处在困境中的纺织业送来甘霖。

　　企业靠补贴是长不大做不强的，由于市场竞争导致各种压力必须靠企业自身转变发展方式来消化。但是像银行融资贵，国内外棉价倒挂，棉花进项税与销项税不统一等问题，是靠企业自身努力解决不了的。随着安徽、河北两省将皮棉、棉纱纳入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这种长期制约棉纺织企业发展的“高征低扣”现象终于有所松动，相信随着政策不断向利好方向调整，棉纺织企业的春天不会太遥远。这样东西仍然是传说，至今为止它还仍没有实现，“PDD设计公司的Oliver Stokes，指着所谓的苹果iWathch模型图片，这样说到。他说，以前，这些技术是”有目的地“不往这方面发展，因为”消费者还没有准备好“，但是现在”作为消费者，我们希望看到这些技术能够实现。“

　　既然消费者是这样想的，为什么现在不是每个人手上都戴着智能手表或者可穿戴产品呢？在英国Wired.co可穿戴技术大会上，Stokes说，这是因为这些可穿戴产品没有完全整合，而且也不符合他所说的“So what”标准。但是，他说，现在时尚界的智能织物和产品正在克服这些困难。

　　Stocks举了紧身运动衣作为例子，这些衣服不仅测量穿戴者的运动，而且非常实际有效。运动服收集的信息可以帮助爱运动的人提高他们的技能，同时可以避免受伤。“这不仅仅是单纯的信息收集，还有利于丰富我们的经验。”Stokes说。

　　可穿戴技术必须结合科技和时尚产业，他补充说，在提到如何使内设科技产品的纺织物变得耐洗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是时尚业可以给我们一个引人注目的答案。”

　　“有一个关于可穿戴的小故事，有些人却总是忘记，”他说。作为人类同时也作为消费者，我们要采用某种技术并取得成功，这样的话，它就需要给我们一种想要去体验的欲望。“我们拿到一样东西，把它穿上，可是这就是可穿戴产品了吗？”他问道。技术能让我们大家聚集起来并把各自功能强大的系统都聚合起来，但时尚却能让我们的产品更有吸引力，因为“时尚界懂得人们渴求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