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23日，上海申新纺织第九厂的留厂工人，亲手将136台细纱机、5.5万锭纱锭拆除、砸毁，面对被毁坏的机器，工人们的心情难以言说。

　　直到今天，“砸锭”依然是陈春馥不忍回忆的一幕。

　　这位敲响全国**锤的申新九厂厂长，在一番纠结后，接受了采访。被问到砸锭的细节，他说自己不忍直视，听到工人砸的声音，“心里发酸”。

　　但是纺织博物馆展出的一张照片里，博物馆馆长说，那就是厂长，他被要求摆一个砸锭的姿势用于拍照。

　　这个砸锭的姿势，是属于上海的记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营状况举步维艰的中国纺织业，率先迈开了这历史性的一步。全国压缩淘汰落后的棉纺锭一千万支。

　　从曾经的纺1万锭纱需要300人，到现在只需要16个人，车间里几乎见不着人，只过去短短20年。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产能过剩”，也成为当下又一热词。

　　回眸当年大调整，与现在的国企改革固有不同，但在如何达成改革共识、如何顶层设计、如何基层落实，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过程中体现的上海智慧值得称道。

　　逐渐要沉的大船

　　陈春馥屡次把厂比作船。一个大浪来，再结实的船也躲不过，何况，船还千疮百孔。

　　申新九厂历史渊源颇久，前身是筹建于1878年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992年大调整之前，申新九厂年平均收入5000万元，统购统配。厂长只管生产。

　　转入市场经济以后，新挑战来了。

　　纺织行业从1992年开始连年亏损，亏损面高达53%.但到1998年的砸锭有6年之久，企业在做什么？陈春馥说，厂里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努力扭亏，“但很难再调转船头了”。

　　行业出现问题，*早是原材料告急。

　　朱基在1990年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汇报工作时提到上海缺棉花：“1987年的30万吨是全数分配的，1988年的20万吨是靠中央费了好大劲才解决的，1989年只有15万吨至16万吨，只占一半了，今年估计只能拿到三分之一，纺织工业要是这么萎缩，那么占上海出口的40%就没有办法完成。”

　　开始，上海的企业还想着怎么减少棉花的价格，要优质优价。后来，“去要原材料都得抢了”。有的地方送来的棉花为了增重，在里面掺石头，厂里派人去当地理论，几次之后，对方竟放出狼狗。

　　还有的人说，上海当时是“自掘坟墓”，为许多内地的联营企业输送了技术，结果这些内地的企业成长之后，利用成本优势与上海竞争。

　　而现任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席时平认为，上海的调整面临的问题，全国纺织的重要城市随后也都遇到了，“上海不过是走在了全国调整的*前面”。

　　陈春馥是1993年做正厂长。那时几乎今天市工业单位开会、明天市经委找厂长书记谈话都谈怎么扭亏……“但我没力啊”。

　　首先就是设备陈旧。当时申新九厂送了一台1896年纺织车的清花机给历史博物馆，博物馆也没陈列。后来过了几年，博物馆找到陈春馥问能不能把机子装起来。陈春馥一看，没问题啊，连零配件我们都有，因为工厂里这样的机器还在用哪！

　　二是历史包袱重、人员冗余。那时候发养老金，没有银行卡，都是现金。一到日子，5000多人来，人山人海的，两三日就要发完。

　　还处处欠债。只能拆东墙补西墙。银行的流动资金不能欠，欠了就不好借了；医药费，就和医院打打招呼，日积月累，医药费欠了二三百万元。“我们对不起医院，但医院也没办法，也不能不给老百姓看病。”

　　当时，只有2.4万人的汽车工业利税一下子突破14亿元。老纺织们都觉得“很没面子”。时任申新九厂干部宋琴芳也不服气，“当年汽车行业的车轮子，起码有一半是纺织业帮忙装上去的”，这是“老大赚的钱供老二上学”。

　　1996年左右，市场上纱价混乱。时任上海纺织控股集团总裁李克让组织了近10个规模较大的厂，想通过一个松散的组织控制纱的价，不允许盲目走低。结果内部出了个“叛徒”—规定一种纱*低1块，结果那位厂长以9毛8就卖掉了！其它厂长气得跳脚。现在陈春馥碰到这位厂长，还叫他“王连举”，“但其实我们俩很好的，我也知道，为了生存，他实在没办法”。

　　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实

　　从1992年到2004年，每年12月份，上海纺织“一把手”朱匡宇都会组织一次政治经济工作会议，总结前一年的工作，阐述下一年的工作设想。

　　而今，一位曾经的下属问朱匡宇：“朱总，我就想问您一句话：当时那么困难，大家都很迷茫。但是每到12月份，听你的政治经济工作会，大家又精神振奋起来。你到底当时是真的这么想，还是来忽悠我们的呀？”

　　朱匡宇说：“与其说是在忽悠你们，还不如说也是在做我自己的工作。”

　　1992年，44岁的朱匡宇接任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书记。那时纺织全行业尚有13亿元利润，但市里已看出端倪。一位市领导曾告诫：“上海纺织不调整，将变成谁也背不动的大包袱。”

　　有人说，朱基离开上海前就曾提过“壮士断腕”的说法；他在1990年多次会议上提到纺织业要“大改组”：“我的看法是，要减少一些锭子”、“要组建企业集团”、“纺织工业要多搞深加工”、“原材料来源要多样化、多元化”……1992年12月4日云峰剧院那次政治经济工作会议上，朱匡宇**次提到了“壮士断臂”—“要有壮士断臂的魄力，淡化企业行政级别观念，强化经济效益观念，真正把不出效益或零效益的那部分生产能力压下来，通过多种经营等途径，有重点地改造老企业。”

　　从“断腕”到“断臂”，朱匡宇说，原本是希望止住出血点，但后来发现不得不放弃整条手臂。

　　改革之难，首先难在观念的转变。

　　多年的“老纺织”们始终无法理解朱匡宇在会上提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一位申九的老工人说：“申九是国企，我们就是国家的人，企业破产倒闭，国家难道见死不救吗？”

　　二是难在人员安置。纺织博物馆记录着这些数字：1988年上海纺织局从业人数*高达55万人，1992年开始调整时为46.74万人。1998年减至15万人，2004年为2.4万人，直到今天集团内的从业人数为1.65万人。

　　朱匡宇*初提出建立劳动力市场时，有人直呼：“不得了！人力都可以变成商品了。”

　　空嫂选拔之后，社区搞“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朱匡宇当时一听就感觉机会来了，就给黄菊写了一封信：“36年前，58年大跃进的时候，是社区支持工作，以大批家庭妇女到工厂来；36年之后，我们工业要回馈社区。”

　　黄菊说：“上海的改革就要这样，需要和供给一定要匹配起来。”朱匡宇随后让劳动部门把困难企业的中层干部，按照居住地把花名册弄出来，19个区县，送到各个区长手里，随他们选。这一批人，甚至一度被叫做“黄菊干部”。

　　朱匡宇说，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实，上面通常只指方向，而落实必须要基层自己研究，去“悟”。“上海市政府为企业创造了很好的环境，你敢想、能操作，上面就支持你去做。”

　　当时企业有一批特困的老人。朱匡宇就开展了“每个领导干部去交一个穷朋友”的活动。市经委主任徐志毅一听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很支持：“你也算我一个！”

　　原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的党委书记支跃蓓谈到基层落实时，尤其提到企业干部和党员的素质。她说起一位人事部经理袁超英，脾气很爆。当时她主要负责做职工安置的方案。根据其它厂的方案，距离法定退休年龄只有3年的人，补偿金是倒过来算的。即不按照工龄，而是按离退休年龄剩余的日子来算补偿金。袁超英的工龄恰恰是在还有3年这个点上。这样算下来，她拿到的补偿金是比按工龄算打了对折的。她拿方案给支跃蓓看时，支跃蓓说：“你把自己也划进去咯？”她干脆了当：“这没办法的，要按照制度来。”

　　砸锭的前前后后

　　即使国家没有要求砸锭，陈春馥的厂里，也已经 “主观压锭”了。因为接到的单子只有以前的70%，很多纱锭停了。

　　1997年10月，全国纺织总会会长石万鹏带着人来上海调研，邀请一些领导和厂长参加座谈会。

　　陈春馥和他对话，说了厂里的困难，说：“石部长（总会的前身为纺织部），您能借点钱给我吗？只要过掉这个难关就可以了。”但这个难关能过到什么时候，陈春馥自己心里也没底。石说：“我考虑考虑吧。”

　　后来就谈到了压锭。陈春馥说：“这样吧，石部长，我首先敲锭！”当时陈春馥只知道敲锭有补助，“对厂来讲，我就可以转过来了”。

　　那年11月初，朱基带着石万鹏又来上海，也叫来浙江、江苏、山东的省长。在安达棉纺厂开压锭的会议，首次提出把亏损严重的纺织行业压锭、减员、增效作为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突破口的设想。

　　上海纺织分了三个层次进行汇报，一个层次是厂里面，一个层次是席时平，代表集团，一个层次是朱匡宇代表整个纺织控股公司汇报。会上，大家提出要把国有纺织的锭压缩，特别是中心城市。但关厂压锭就得有补偿。但国家财力当时并不富足，还得算中央承担多少、地方承担多少……

　　席时平记得朱基的调研很细。在开会前，他就把安达棉纺厂厂长、申达集团一位管工业的副总，晚上专门找到他住的宾馆里，听他们算账：如果关掉1万纱锭，要减掉多少人，这些人如果回到社会上去再就业，要用掉多少钱，然后1万纱锭上面借了多少银行的钱，如果要还掉银行的钱，又要如何操作……看要多少钱才能把压锭的任务完成。

　　朱基有了底以后，再开会，把全国压锭的事情在这个会上基本拍板。会后不久，12月9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正式确定 “以纺织行业为突破口，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申新九厂也得到了通知：国家决定，把申新九厂列入全国**锤。听到消息，一位女生产厂长，走在车间里，几乎都是红着眼睛的。

　　“壮士断臂，断臂不是那么好断的。下岗工人实际上做了*大的牺牲。”陈春馥说。

　　在纺织博物馆里，放着当年砸锭的报纸、照片和文字。

　　1998年1月13日上午，工人们将凡是能拆的机配件、锭子、梭子都拆下，剩了一个生铁的主机架。开始敲。机架很结实，很厚很厚的，得用力地砸，还得轮流。

　　馆长蒋昌宁指着照片上一位中年男人说，这个人就是**个砸的。这个40多岁的男人阴沉着脸，抽着烟。“照片上看不出，其实这个男人当时是流着泪的。”

　　陈春馥等厂领导聚在车间外的园区里。横幅上写着：“全国压锭一千万，上海敲响**锤。”全厂区都回荡着“哐—哐—哐”的声音。

　　有的人干脆躲到办公室，还有的，在平时的集合地闷坐着。

　　作为当时的宣传需要，全国压锭**锤，要厂领导亲自把**车废钢送进熔炉。陈春馥跟着车去上钢三厂，看着吸铁盘把废铁吸起来，放进熔炉。“那个滋味……”他摇摇头。

　　随之，上海申新九厂3000多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

　　后来，社会上对压这一千万锭到底有没有必要，也有一些争论，因为加入WTO以后，增长的纱锭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一千万。

　　席时平说：“我认为这是很有必要的。压掉的这一千万锭，大部分在中心城市的国有企业内。而后面再涨出来的新锭子完全是按照市场规律的。国际市场不好了，民营企业自己消化，国家也不需要再花钱。如果锭子放着，一旦越来越不好，国家背负的负担就越重。”

　　政府如何“有所为，有所不为”

　　砸锭之后的上海纺织业，经过几次资产重组。但1990-2000年的10年里，上海纺织控股公司利润下降了28.3%，即使是到2003年底，还有63户企业亏损，且亏损还在不断增加。

　　2004年5月，国资委副主任肖贵玉调任上海纺织控股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这一举动，振动纺织界内外，肖的到来被一些媒体称之为“空降”。

　　当时纺织行业的人都不太熟悉肖贵玉，只知他不到50岁，早期做过上汽集团（600104，股吧）旗下中外合资企业的老总，后来又做集团中层领导，熟悉企业和资本运作；离开上汽后，调任市经委规划处处长，擅长产业规划、布局调整。

　　当时，市里的讨论围绕着是否拆掉纺织和轻工。轻工集团和纺织地位类似，在轻工拆掉后，市里并没有狠下决心马上拆掉纺织。而是让肖贵玉到纺织做彻底深入调研，看看纺织还有没有继续做的价值。

　　“那是纺织生死存亡的时候，”席时平说，“如果当时拆掉了，就没有现在400亿元的一个集团了。”

　　纺织控股如何改，据说市里只给了肖贵玉一年的时间。市里面并没有具体方案，一切都要通过肖贵玉的调查研究拿出来。

　　到任后，肖贵玉即开始调研，分别找了老中青三代人谈。支跃蓓记得肖贵玉来视察，说，你们在这样的风水宝地做毛利率这么低的纺织企业，简直是“在金矿上磨豆腐”。

　　当年10月，《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调整、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就推出了，也得到了市里的批准。“批准这个方案，实际上纺控就不拆了。”席时平说。

　　短短6个月，企业历经无数次讨论：请市里面产业发展的智囊出谋划策，发动企业干部出点子。讨论过程中，席时平提出了一句口号：“科技+时尚”—从整个产业链分析，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往前延伸，与科技研发关系密切；二是向后延伸，时尚特点就越来越明显。

　　把规划制定出来后，就要开始实施，这之中要统一大家思想是有难度的。

　　集团的干部都是纺织出身的干部，做工厂，比较熟悉，一说做品牌，做时尚，做科技，大家都说摸不着，“科技看不见，时尚摸不着”。

　　支跃蓓记得她2002年刚到十七棉来做书记，因穿着时尚，被纺织工人评价很“妖”。

　　席时平开干部大会时就说，现在就是第三条路，一条路，轻工的路，拆掉！一条，如果市里把我们保留下来，就按照之前的模式继续走老路；第三条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科技与时尚”这条路。

　　**条路不用讨论，拆掉，没人同意的；走老路？十年做下来了，你们感觉这条路能发展吗？走到底还是归到**条路去，就是人家不来拆，自己也关门；剩下的就是新路，这条路，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但若不尝试也是死路一条，尝试，才有转型发展的机会。

　　有退有进，上海纺织的重组也有颇多创新。

　　支跃蓓所在的十七棉经历了上海纺织的多次重组。**批成立上海的老八股的时候，十七棉改制上市为龙头股份。1995年的时候，龙头股份棉纺厂上市公司不行了。之后，三枪、海螺、明光、菊花4家品牌公司被装进了龙头股份，把十七棉又拨出来，变成国有厂。

　　而席时平在重组上的尝试还得到了朱基的表扬。1997年，那时席时平是申达集团的董事长，又是申达股份的董事长，一个是完全国有，一个是股份制。当时申达股份是申达集团的上市公司。

　　与会的人记得，席时平很生动地解释了集团与上市公司的关系：集团的作用就像一座桥梁，当上市公司的资产里有不良资产或有不适销对路的产品时，可以让它过桥，由集团来托管；而集团盘活存量资产的过程中，若有一些闪光的企业、优质资产，又可通过这个桥梁，注入申达股份。

　　朱基说，我们的干部就要这样从基层做起，又要懂一点技术，又要懂一点上市公司，懂一点资本运作。

　　现在十七棉的主体已经搬到了江苏大丰，成立了新棉纺厂，第二年即盈利。留下的厂房现在改造为上海国际时尚中心。自去年试运营以来，销售收入已超过8000万元。

　　支跃蓓认为，十七棉并未消失。“生产制造转移到外地，但研发和销售都在上海。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工业，过去解决了大量就业；现已不符合上海的城市功能定位，必须转型。”

　　有专家说，从现在往后看10年，当前很多产业所面临的调整力度很可能丝毫不亚于上个世纪的纺织业。

　　而上海纺织的改革步伐，依旧在前行。席时平说，接下来，要实现整体上海纺织上市。